1803年的马伯里诉麦迪逊案是美国宪政史上最具转折意义的案件之一。时任首席大法官约翰·马歇尔通过精妙的法律推理，确立了最高法院对国会立法的司法审查权，这一判决从根本上重塑了美国三权分立的权力格局。
案件缘起于1800年总统选举后的"午夜法官"事件。即将卸任的亚当斯总统连夜签署了42名治安法官的委任状，但新任国务卿麦迪逊拒绝向其中4人（包括马伯里）送达委任状。马伯里依据1789年《司法条例》第13条直接向最高法院起诉，要求颁发执行令。
马歇尔大法官在判决中构建了著名的"三段论"：首先确认马伯里依法享有委任权，其次认定行政部门的扣押行为违法，但最终裁定《司法条例》第13条扩大最高法院初审管辖权的规定违宪。这种"承认诉求正当性却拒绝救济"的判决技巧，既避免了与行政部门的直接冲突，又巧妙确立了司法审查原则。
判决书第78节明确指出："与宪法相抵触的法律无效，司法机关有权判定这种抵触"。这一论断将最高法院从边缘性的仲裁机构提升为宪法的最终解释者。值得注意的是，马歇尔援引的是汉密尔顿在《联邦党人文集》中的论述，显示联邦党人早有构建强有力司法体系的意图。
该判例的影响持续至今。据统计，截至2023年，最高法院共宣布182项联邦法律全部或部分违宪。2013年"美国诉温莎案"中，肯尼迪大法官引用马伯里案先例，判定《婚姻保护法》违宪，成为同性婚姻合法化的重要推手。
不过司法审查权也引发持续争议。批评者认为这使非民选的法官获得过度权力，罗伯茨法院近年对《投票权法案》等立法的否决就引发"司法能动主义"的质疑。正如杰克逊大法官1952年在钢铁厂占领案异议书中警告："最高法院不是因其判决永远正确而具有最终性，而是因其具有最终性才永远正确"。
纵观美国历史，司法审查权犹如一柄双刃剑。它既保障了少数群体权利（如1954年布朗诉教委案），也曾被用来维护种族隔离（1896年普莱西诉弗格森案）。这种权力的运用效果，最终取决于大法官们对宪法精神的解读智慧。